摘要：黑水城出土的两件西夏手实文书,内容主要为三个部分:第一部分是户主相关信息,第二部分是土地信息,第三部分是家庭人口信息与财物信息。这与唐宋手实的登载内容在顺序上有所不同,尤其是在土地信息和人口信息这两方面。西夏是土地信息在前、人口信息在后,唐宋则相反。这不仅仅是书写习惯的不同,还与西夏的赋役制度有关。同时,这种差异与唐宋赋役制度的历史演变息息相关,特别是均田制崩溃后、以丁身为本转为以资产为宗的赋役制度,深刻影响了西夏的赋役制度。

摘要：本文旨在使用明代山东济南府莱芜县亓氏的例子,说明该时期山东宗族内部“门”的系谱形成过程与宗族构建之间的关系。宗族系谱在成型过程中存在两种形式,一种是写在纸上的世系图,另一种则是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谱系。在明代前期的山东,存在一个“户”下分“门”的情况,“户”是登记在官府应对差役的单位。在明代中后期宗族构建的过程中,原先“户”下的“门”,便成为宗族内部的一种结构,是区别族人之间资格的重要依据。在族人使用“门”来区别亲疏远近的过程中,亓氏宗族内部作为成文的系谱也在不断完善,以至于完成了他们在万历年间的宗族构建。

摘要：清代东北地区,是八旗驻防重点区域,当地驻防旗人群体一直参与着本地的采煤业。清廷对东北各地旗民呈报开办煤窑的态度,有其流变过程。咸丰朝弛解矿禁前,清廷一直限制东北旗民开采煤窑,既担心开采煤窑破坏地方风水,更忌惮开采中大量民籍劳工的聚集易生事端。咸丰朝以降,清廷逐渐放松了对旗民开采煤窑的限制,继而设置专门机构,督办矿务。弛禁前,东北旗人群体主要通过领票承办方式直接参与煤窑的开办;整个清代,东北旗人私行采挖煤炭的现象亦是普遍;东北各地兴办矿务后,旗籍官兵多通过各自差委,赞襄采煤业;光宣之际,资财雄厚的旗籍官绅富户,陆续有直接投资开办煤矿者。旗人群体参与经营的煤矿,总体成效不佳,这其中,既有内部匪患、外部国外资本的入侵挤压原因,更因采煤业并非晚清东北旗人谋生取利的最佳途径,而煤斤销路不畅则是造成成效不佳的直接原因。迨至清季民初,东北旗人参与经营的煤矿,命运同于民人经营的煤矿,最终陆续被日俄等国侵占。

摘要：清朝统一新疆后,面对新疆地广人稀、极度缺粮的局面,在乾隆、嘉庆年间进行了大规模、多种形式的屯垦,尤其是持续的移民屯垦活动。在屯垦活动中,新疆土地得到大规模开发,农业生产水平空前提高,以乌鲁木齐为代表的北疆新垦地,由于兵屯范围广、移民劳动力充裕,粮食连续多年获得大面积丰收,新疆“粮荒”问题得到解决。但是,新疆随之也出现了“屯垦陷阱”的现象,表现为:首先是兵屯的高耗费与低产出之间的矛盾越陷越深,国家投入越多损耗越大,不得不多次处理兵屯地;其次是粮食大面积丰收与“谷贱伤农”的矛盾不断深化,粮价严重低于关内地区,屯民收入远远低于预期;再次是从关内移民新疆的屯民群体情绪波动严重,许多移民稍有积余就返回原籍,影响了屯垦队伍的稳定。“屯垦陷阱”的出现是新疆屯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,这与清朝乾嘉时期屯垦开发过程中缺少规划、盲目开发有关,更与新疆交通不便、物流困难、贸易受限有关。此后,清朝开始大力发展民屯经济,重视发展城市与商业的集散能力,健全城乡贸易体系。但是,新疆的“屯垦陷阱”现象所引起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,有些问题一直遗留到今天。

摘要：作为犍为盐场“炭进盐出”的航运总口,五通堰不仅维系着岷江下游地区的食盐运销,其自身的产权和经营制度也历来是宗族、商帮及国家权力交织和博弈的节点。从方志、档案和田野材料来看,一方面,民初川盐取消官运无疑是五通堰的经营权由“五帮轮值”逐渐向“两帮轮值”演变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因素;另一方面,当国家不再直接控制,地方社会内生性的权力结构尤其是商、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,也就成为了左右人群竞争中各方力量配置的主要依据。